从现有的由政而学的官员来看，不能完全排除个别官员有沽名钓誉现象，但主要还是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官员变学者的动机：兴趣使然而非利益所驱。官员退休后，选择重新进入高校任教，实现职业身份的转变，多是出于自身的兴趣使然而非利益所驱。这种兴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退休后的职业选择，相对于去其它社会机构担任虚职，抑或去企业担任“名誉顾问”，更倾向回归高校进行学术研究，即对“学者”职业的钟情。二是对所学专业领域的选择，相对于在任期间所可能接触的不相同的领域，更倾向其之前求学时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即对“学术”研究的钟情。以现中山大学教授为例，其在任时身居要职，以其在政坛的耕耘，退休后可完全选择去“人大”或“政协”或与他原来工作相关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挂个虚职。但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选择回到母校任教，继续从事他长期以来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新再回到了他的专业领域，这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事实上，高校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相对于其它党政机构，尤其是企业单位，能够为这些退休官员提供的所谓“利益”是少之又少。高校既没有党政机关所拥有的“权力”，也没有企业单位所具备的“财力”，能够为任教人员提供的只是基本的工资福利，所能生成的“利益关系”也远远不及党政机关与企业和事业单位。退休官员在作出选择到高校任教的决定时，应该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说，他们这种重回高校的举动，很难说是冲着“利益”而来，而更多的是不忘初心。

  第二，官员变学者的条件：学术专长而非官位高低。官员退休后，能够重新进入高校任教的，也多是因为他们学术上的专长而非官位的高低。这种学术专长，并不是指在从政期间依靠官位所挂“空头衔”而生产的“学术成果”——这只是某些“学者型官员”的专用套路，而是指能获得专业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的肯定，并且在专业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例如现任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的原广东省副省长宋海，就是长期从事金融与公共管理研究，在其专业领域已经相继发表论文、著作以及译著100多篇（部），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现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任教的原中国银监会主任，长期从事金融资本以及金融风险的研究，并且牵头创办了广州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高端经济峰会“岭南论坛”。由此可见，尽管当前存在着在任官员依靠其政治影响力而进入高校进行“学术镀金”的现象，但能在退休后政治光环消退条件下，还进入高校任教的，多是具有学术专长。高校之所以接收这样的退休官员，也多是看中他们在所擅长专业领域中的学术造诣，而非官位高低。

  第三，官员变学者的形式：教学研究而非形式挂名。退休官员进入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并不是形式上的“挂名”，而是真正地进课堂，搞研究。这其中有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有专门从事课堂教学的，也有兼顾教学与研究的。如宋海在担任华南理工大学经贸学院院长时，坚持亲自给学生上课。2011年9月，他还为2011级新生上了“大学第一课”；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的原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则从始至终坚持带博士生；、也都会在学校为MBA、EMBA的学生授课，并且会定期开设专门的讲座，与同行以及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从这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在高校任教的退休官员，并没有因其退休前的“特殊身份”而得到优待，而是真真切切地走进了课堂，踏进了研究所，进行教学与研究。他们接受与其他高校教师同样的教学与研究任务，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挂个虚衔，拿着薪酬却不做事。这既是这些退休官员向学者身份转变所必须要接受的现实，也应该成为体现高校教育公平精神的亮点。

  第四，官员变学者的效果：打破传统而非装点门面。退休官员愿意去高校任教，高校愿意接受有一技之长的退休官员，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打破政与学传统界限，能够达到既人尽其才，又能够完全满足高校人才需求不足的良好社会效果。首先，它打破了传统的官员退休模式，扩宽了官员退休职业路径选择范围。官员退休后，不再局限于“实职退休，虚职养老，挂名捞钱”的传统模式，而是提供了一种新的退休观和新的退休生活方式，即领导干部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同样只是一种职业，也要遵循职业规律。岗位的变动在职业规律中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因此，对于官员退休换岗甚至是在任换岗都无需引起过度解读。其次，它打破了传统观念上的官场唯政绩论，学者型官员在从政的时候，不忘初衷，坚持自身理论专业的研究，并且运用自身所学解决从政过程中所遇到实践问题。退休后总结实践经验，提升专业理论，潜心学术研究，这样一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职业轨迹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事实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在国外早有先例，并且慢慢的变成了一种官员退休常态，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其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进入美国政府工作，退休后到乔治城大学任教，这是对“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一个典型国际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