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8日高盛的一则公告在欧洲政界引起了轩然：前葡萄牙总理（2002-2004）、前欧盟委员会主席（2004-2014）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被聘为高盛国际非执行主席与顾问。

  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数十万欧盟公民签字请愿彼时的新一届欧委会主席容克，希望有机会能够彻底调查巴罗佐前后任职是否有利益冲突。虽然从巴罗佐卸任到2016年7月已经满了18个月，符合欧盟对于卸任官员进入其他领域的时间规定。然而一直对欧盟虎视眈眈、不怀好意的高盛却让欧洲人心存忌惮。

  要知道欧盟2008年底开始所经历的的欧债危机的始作俑者正是高盛。在2000年初，高盛就把枪眼瞄准了刚建立不久的欧元区，稳定而强大的欧元体系并不符合以高盛为代表的美国投行的利益，于是便有了在欧元区内安插一颗定时炸弹的“特洛伊木马”计划。放眼看当时的欧盟，最具有这个潜质的便是位于巴尔干半岛上的小国希腊，经济体量小而且希腊政府层面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进一步深化自己的欧盟身份而非常容易妥协，阻挡希腊加入欧元区的也只有一个问题：财政赤字。而这正是高盛所擅长的，很快希腊就如愿成为了第十二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

  木马送到了城里，唯一要做的就是等时机了。果然，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希腊经济迅速萎缩27%以上，债务不断飙升，国家近乎破产。见此情景，欧盟方面为维持欧盟和欧元区的稳定，不得不出手相救，前后提供了2400亿欧元贷款，并协助希腊进行长达十年的改革措施。欧元区一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至今也没有走出当时的阴霾。

  而彼时在位的欧委会主席正是巴罗佐，让很多人心中产生了怀疑：在巴罗佐是否在其任期内就已经计划之后就职高盛，如果这样，那么在职期间，是否有作出一些违背欧盟利益的决定？如果如此，那么是否应该限制他的任职？如何能够划清政客和商业之间的这条道德界限？其实，这种种疑虑所折射出来的正是目前西方舆论对于当下代议制民主制度中“高官变高管”现象的担忧。

  这也被西方媒体戏谑成为“旋转门”（revolving door）现象：看似从要职上离任，然而实际上又通过其它的方式绕了回来，重新再回到了原来的决策或者行政系统之中。只不过这一次身份有所改变，从拍板决策人变成了游说前同僚的说客。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迫不及待想要跳槽到企业当职业说客呢？答案很简单：丰厚的薪金。据不完全统计，单只2017年一年，企业和各种行业组织在美国就花了超过336亿美元（2319亿人民币）做政府游说。钱花在哪里？小到礼物、会议、酒会，大到竞选政治献金，再到请“高级顾问”，无论如何目的都只有一个——希望有机会能够买政客们一个“好”，以换取未来自己未来最大的利益。政客们在职期间需要为自己的选民、选区以及政党考虑，但是也要为自己“下岗”之后的再就业机会做打算。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在每届领导人下台前的一年到两年是跳槽高峰期，在这期间从政府跳到企业的人不但对于一切流程了如指掌，而且人也都是老面孔，做起事来自然是驾轻就熟。

  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奥巴马手下的爱将玛瑞琳·塔维娜（Marilyn Tavenner）。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始终致力于推动奥巴马医疗改革，并且任命玛瑞琳作为重要负责人，从2011年开始她就一直全权负责医疗及医疗服务的各种规范，确保联邦政府可以兑现之前对于全民的《可负担医疗法案》。然而2014年2月玛瑞琳突然递交了辞呈，并于7月份转身成为了美国保险界影响最大的组织——美国健康保险计划的主席与CEO。而该组织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希望有机会能够阻碍奥巴马的医疗改革。玛瑞琳上台后加大了投入，并且在对外的言论上也变得更有攻击性：“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人还没有医疗保险，确实是惊人的。然而我们最急需解决是可行性和控制开销。”变脸之快，让人唏嘘。我们不知道玛瑞琳薪金具体有多少，但是她的前任有超过200万美元的年薪。

  另一位奥巴马手下的女将维多利亚·艾斯皮耐尔（Victoria Espinel），直至2013年8月都担任奥巴马的知识产权条例执行官，绝对是一个狠角色。然而就在她离职数周之后立刻就成为了商业软件联盟的主席，不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加强企业对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以便于美国的科技企业能在全世界内通过更加名正言顺的途径收回自己在海外的损失。

  在大西洋另一侧的欧洲各国的政商界的“旋转门”也是转个不停：前有前德国总理施罗德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加入俄罗斯天然气企业Gazprom，后有英国的能源大总管帕德里克·艾尔文卸任后转身加入英国最大的开采公司INEOS，据2018年EcoWatch的报告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18年期间有88名欧盟国家高官有通过旋转门进入到与他们此前身份有明显利益冲突的商业机构任职。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有着在政府高层担任要职的经历会给不少人敲开私营企业的大门。虽然舆论对这种的一些灰色操作一直抱着批判的态度，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政客也普遍认同长此以往的话会极大降低民众对于现行政治体系的信心，激发民众不理性的一面，在投票中会投给一些极端政党。事实上，也确实如他们所料，如今的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都把这个作为攻击传统政党的工具，严重打击了对于传统政治的信心。

  利用自己曾经的政治光环赚钱博眼球其实也无可厚非，只不过看你该不会是足够聪明，看看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前英国首相卡梅伦以及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不管自己之前政绩如何，但是人格魅力都还保持得不错，出书、演讲、出席各种活动，也足够让他们衣食无忧，听闻奥巴马参加过一个中国微商大会，但凡和奥巴马握手的人都要出人均20万的赞助费，这怕是他之前做梦也想不到的生财之道吧。

  作者系周掌柜咨询合伙人，欣孚咨询创始人，前欧洲议会中欧关系顾问，专注于全球化政策与全球化公共关系研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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